杜德斌专栏丨什么样的城市有利于企业家成长？

Original 杜德斌等三思派

2024-09-27

杜德斌，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市软科学研究基地上海市美国创新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三思派特约专家

“创新”和“创业”

已成为最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1985年欧洲货币基金会主办的研讨会上，与会的700多位政治家、实业家、银行巨头一致认为，世界正处在企业家时代的开端，今后企业家作为经济增长国王的作用将更加明显。果不其然，在经历欧债危机和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陆续从财富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中“醒悟”过来，纷纷将经济走出低谷的希望寄托于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化，一时间发展创新创业型经济呼声高涨，社会关注的焦点也从那些操控全球金融的“玩家”转向那些能够实现全球创新资源重新组合的企业家，国家间的科技竞争也逐渐转嫁至以企业家为代表的人才竞争。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正面临增速下行的压力和转型升级的挑战，亟待激发新的强大动力，而发展众创空间，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业被认为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打造发展新引擎、增强发展新动力、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必然选择。“创新”和“创业”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为鲜明的特征，这个时代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注重企业家的成长。在此背景下，本文对中国207个城市在企业家成长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并着重对在企业家成长中发挥重要作用的30个城市的角色进行了精准识别。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企业家样本主要通过识别创新型企业的创始人或董事长（总经理）来建构。而创新型企业则来源于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华全国总工会确定的五批国家创新型试点企业名单（2006—2012）。同时为丰富本文数据来源，特采集2015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名单、2015年中国互联网企业100强以及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名单（2011—2014）作为补充。去掉重复企业和重复企业家，得到841家创新型企业和833位企业家。

在建构企业家空间信息数据库时，借鉴当前有关人才成长阶段划分的研究，采取网络搜寻（百度百科和企业官网）、电话访谈、邮件征询、资料查询（企业家自传或相关统计资料）等方式挖掘了每位企业家的四个成长阶段的空间信息，分别是企业家出生时间及出生城市、企业家大专或大学毕业院校及毕业城市、企业家第一次创业所在城市以及企业家成功时所在城市（被评为创新型企业时所在地）等数据，利用这些数据构建起了企业家成长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创新网络（图1）。

图1 企业家成长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创新网络

（注：图中红色代表直辖市；蓝色代表省会和计划单列市；绿色代表普通地级市；图中点的大小与该城市在四个阶段拥有的企业家数量成正比。）

以企业家成长空间路径为媒介成功建构中国城市创新网络，使得我们可以利用系列复杂网络统计特征量在研究企业家迁移网络复杂性质的同时，也可测度不同城市在企业家成长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职能，分别是：

▷（1）加权度中心性。在复杂网络模型中，度中心性被定义为与该节点相连的节点数或者由该节点发散出去的边数。那么在本文城市创新网络中，城市度中心性则为与该城市产生联系的城市数量。

▷（2）加权邻近中心性。在复杂网络模型中，邻近中心性被定义为该节点到其他节点的距离之和的倒数。描述的是节点相互连接的难易程度，以及节点对其他节点的影响力，是度量节点在网络中的拓扑通达性的重要指标。那么在本文的城市创新网络中，城市的邻近中心性就可被理解为与网络中心的紧密程度。

▷（3）修正区位熵模型。区位熵模型是经济地理学或区域经济学一个非常常见的计量模型，被用来衡量某一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反映某一产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以及某一区域在高层次区域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我们将每个城市的四个阶段看作为城市的四种产业，那么就可以利用区位熵模型识别出哪一个阶段（即哪一个职能）是这个城市在中国企业成长中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鉴于大多数城市仅在在企业家成长中扮演一个辅助型的角色，因此本文在修正区位熵模型的基础上，仅选取加权度中心性前30的城市作为识别对象。

中国企业家成长的空间路径

▷ 3.1 出生地高度集中于东部沿海城市，尤其是长三角

如表1和图2（a）所示，中国企业家出生地高度集中于东部沿海城市，尤其是长三角地区，出生在此的企业家占到总数的30.5%，其中宁波市以产出17名企业家位列第一，烟台市以产出10名企业家位列第三，无锡市与上海市以分别产出9、8名企业家排在第四和第五位。同时，山东半岛、京津冀以及东南沿海地区也是中国企业家的重要产出地，出生在这三个地区的企业家分别占到总数的12.3%、7.1%和4.8%，其中北京市以产出11 名企业家位居第二，烟台市以产出10名企业家并列第三。另外，辽东半岛的大连市、中部地区的武汉市和长沙市、西部地区的成都市、重庆市和西安市也产出较多企业家。纵观排名靠前的城市不难发现，宁波市、烟台市、上海市、大连市（第6位）、南通市（第7 位）、福州市（第8 位）、广州市（第9位）和青岛市（第9位）皆为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开放激励的政策与优越的区位（港口）为企业家的成长埋下了很好的环境基础；无锡市和镇江市（第6位）为中国改革开放初乡镇企业（即所谓的“苏南模式”）发展的代表地，培养了大批乡镇企业家；而绍兴市（第3位）、杭州市（第6位）和金华市（第7位）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民营企业发展（即所谓的“浙江模式”）的代表地，也产出了大量中国民营企业家。

表1 成长四阶段排名前15的城市及其企业家数量

图2 中国企业家的出生地、毕业地创业地和成功地分布

▷ 3.2 毕业地与中国高等教育资源分布格局共轭

与企业家出生地格局明显不同，中国企业家大学毕业地虽集中在少数几个城市，但在空间分布上较为均衡，761名企业家的大学毕业地仅分布在60个城市，充分说明中国企业家在选择大学时，有较高的趋同性（表1，图2（b））。其中，北京市以培养79名企业家处在第一位，是排在第二名的上海市2倍之多。长三角仍然是中国企业家接受高等教育的极核所在，上海市、杭州市以及南京市分别以培养36、30、27名企业家位居第2、第3和第4位。不难发现，中国企业家的大学毕业地与中国高等教育资源，尤其是与“211 工程”大学的分布格局基本一致。中部地区的武汉市、长沙市、南昌市和合肥市四市因聚集中部93%的“211 工程”大学，从而成为企业家大学毕业地的中部地区集聚地。西安市、成都市、重庆市三市也因集聚西部地区近50%的“211 工程”高校成为企业家大学毕业地的西部地区集聚地。

▷ 3.3 创业地格局与成功地格局高度耦合，集中分布在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

中国企业家创业地分布较为分散，784名企业家分散在165个城市创业。整体上，东部沿海依旧是中国企业家创业分布的主要地区，尤其是京津和长三角地区，这两个地区所承载的企业家创业地占比分别达到18.3%和16.9%。其中北京因成为118名企业家创业首选地，而高居第一位，是第二位的上海市（47名）的2.5倍。杭州、深圳和重庆市、天津市分别因成为24名和21名企业家创业选择地而并列第三和第四位。另外，成都市、合肥市、青岛市、南京市、大连市、西安市、广州市、宁波市等城市也受到中国企业家的青睐，分别成为19、18、18、17、17、16、16和15名企业家的创业地。比较图2（d）和图2（c）发现，中国企业家成功地分布与创业地格局基本吻合，具有很好的时序传承性。

企业家成长下的城市

创新网络及角色识别

▷ 4.1 加权度中心性下的城市等级分布

研究发现，只有少数城市在中国企业家成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大部分城市仅充当着陪衬的角色。不同城市在企业家成长中起到的作用差异较大（图4（a））从空间分布上看，中国城市加权度中心性的空间分布较为集中，大部分城市的度值都较低，少数度值较大的城市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以及长江沿岸地区，其中又以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居多（图3（a））。北京市以392的加权度中心性高居第一，是排在第二位上海市（171）的2.3倍。南京市（87）、深圳市（83）、西安市（77）、武汉市（69）、杭州市（68）、广州市（67）、沈阳市（66）和成都市（64）分别位列第3至第10位。因此，以加权度中心性测度的中国城市创新体系首位度较高，明显形成以北京市为核心的等级层次结构（图5），即北京市对于中国企业家成长最为重要。上海市和南京市位于第二圈层，为中国企业家成长网络两个副中心城市，其中南京市位于第二圈层是因为有较多的企业家流转于南京——上海和南京——北京之间，从而使其获得了较大的加权度中心性。位居第三圈层的城市有11个，这些城市要么有较多的企业家在这里接受大学教育、要么有较多的企业家在这开始创业，要么有较多的企业家在这里获得成功。而第四圈层（35个）和第五圈层（158个）的城市，大多是作为企业家的出生地而存在，从而位于中国城市创新体系的最底层。

图3 城市创新网络加权度中心性和加权邻近中心性空间分布

图4 城市创新网络加权度中心性与加权邻近中心性位序规模分布

图5 中国城市创新网络的等级层次结构

▷ 4.2 加权邻近中心性下的城市间关系

与加权度中心性相反，企业家成长下的城市创新网络的加权邻近中心性差异较小。一定程度上说明城市加权邻近中心性统计分布较为均匀，离散程度较低。从城市加权邻近中心性的统计来看，超过60的仅有2个城市，低于30的也仅有4个城市，而介于30至60之间的城市多达201个（图4（b））。同样，与加权度中心性的空间分布格局不同，加权邻近中心性的空间分布差异较小，大部分城市的加权邻近中心性都较大且相近。北京市作为中国城市创新网络的核心，其加权邻近中心性最高，为80.592（图3（b））。加权邻近中心性的测算方法使得中国其他城市只要与网络中心（北京市）的联系产生联系，其在中国城市创新网络中的地位就会得到提高。而且联系越紧密，其就越接近网络中心从而占据有利位置。在207个城市中，有130个城市通过企业家的移动与北京产生了直接联系，相较于一般城市，省会城市和直辖市与北京市的联系相对紧密，从而在网络中占据有利地位。这似乎暗示着，中国其他城市想要提高其在城市创新网络中的地位，除了加强自身创新水平这种途径外，还存在中第二条路径，就是积极寻求与网络中心（北京市）产生合作联系，联系越紧密，其地位就会越高。

▷ 4.3 修正区位熵下的角色识别

通过修正区位熵模型对中国30个城市的职能进行识别后发现（表2），仅有两个城市中国企业家成长中同时扮演两个职能，一个是北京市，为成功兼创业型，意味着中国企业家不仅把北京当作一个极佳创业地，而且中国企业家认为在北京则更容易成功。另一个城市是宁波市，为成功兼奠基型，宁波作为产出中国企业家最多的城市，说明宁波市的创新创业环境给了企业家一个耳濡目染的生活环境，同时宁波市又作为成功型城市，众多企业家在此获得了成功。识别的结果显示上海为成功型城市，我们发现在整个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有大量企业家在上海获得成功，如微创医疗的常兆华，携程的梁建章，巨人网络的史玉柱，盛大网络的陈天桥，展讯通信的李力游等。深圳市是另一典型的成功型城市，由于深圳市的发展历史（20 世纪90 年代初还是一个小渔村），因此出生在深圳和在深圳接受大学教育的企业家寥寥无几。但深圳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其自由创新创业环境与当今创新创业圣地“硅谷”颇为一致，因此成为许多中国企业家创业的选择地。而开放自由的环境和政府的大力支持，许多企业家也的确在深圳获得了成功，如中兴的侯为贵，比亚迪的王传福，腾讯的马化腾，华为的任正非，创维的施驰，大族科技的高云峰，迅雷网络的邹胜龙等等。另外，成功型的城市还有广州、青岛、昆明、芜湖和厦门5个城市。

创业型的城市有成都、天津、重庆、哈尔滨、长春、兰州、大连、太原和烟台9个城市。这些城市被划分为创业型城市一方面是因为其的确吸引了大量企业家在此创业（比如天津和、重庆和成都三市吸引的创业人数分别为21，21和19人，位居146个创业选择地的第6，7和8名），另一方面是因为相对于其他角色（奠基、教育和成功），创业角色是这些城市在中国企业家成长中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图5和表2）。如现实生活反应的一样，武汉、西安、南京、沈阳、长沙、杭州、合肥、济南和南昌这些省会城市因高度聚集本省优秀高等教育资源（基本汇聚其所在省所有211工程及以上大学）而在中国企业家成长中的确扮演着培养人才的角色。另外，在这30个城市中，有3个城市被划分为奠基型城市，分别是无锡市、绍兴市和镇江市。其中无锡市和镇江市作为中国“苏南模式”的代表城市，产出了众多乡镇企业家；绍兴市作为中国“浙江模式”的代表城市，也产出了众多民营企业家。毋庸置疑，大量中国企业家脱胎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乡镇企业和家庭企业。

表2 加权度前30城市的角色识别

结论

▷（1）中国企业家出生地高度集中于东部沿海城市，尤其是长三角地区。同时，山东半岛、京津冀地区以及东南沿海地区也是中国企业家的重要产出地；企业家大学毕业地集中在少数几个城市，空间上呈现多极分布，且与中国高等教育资源分布格局基本吻合；企业家创业地分布较为分散，东部沿海依旧是中国企业家创业分布的主要地区，尤其是京津和长三角地区；企业家成功地格局与创业地格局高度耦合，具有很好的时序传承性。

▷（2）企业家成长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创新网络等级层次明显，仅有少数城市在中国企业家成长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其中北京市以绝对优势成为中国城市创新网络的核心，其他城市在网络中的作用，即在中国企业家成长过程中的作用一方面取决于其自身创新能级，另一方面还依赖于其与北京市的联系紧密程度。在30个扮演重要角色的城市中，只有北京与宁波两市同时身兼两个角色，其中北京为成功兼创业型，宁波为成功兼奠基型。另外，上海、深圳、广州等7个城市为成功型城市；成都、天津、重庆等9个城市为创业型；西安、杭州、武汉等9个城市为教育型；无锡、绍兴和镇江为3个奠基型的城市。

▷（3）当前，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皆处在建设全球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关键时期，武汉、重庆、西安等城市也都在加快建设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基于本文研究，我们不禁会反思：相对于北京，上海应当思考如何通过改善创新创业环境吸引更多的创新者在上海创业并获得成功，以及如何在现有的创新型企业中培育若干有国际影响力和行业控制力的创新引擎企业。对于深圳，其应该思考如何加快建设能够培育符合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需求的人才的大学。另外，深圳也应该思考怎样构建企业家的传承环境，使得更多的企业家出生在深圳。对于成都、天津、重庆这些创业型城市而言，应当思考如何基于现有的创新创业环境培育易于成功的土壤，使得更多的企业家在此获得成功？对于武汉、西安、南京这些集一省高教资源于一身的城市，应该思考如何将教育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那么对于无锡、绍兴、镇江这些城市，应当思考适应乡镇企业、家庭企业成长的环境怎样才能发展为适应创新型企业生长的环境。